关于假虎照事件，我以为有两大荒谬之处。其一当然是周正龙和他背后的操纵者竟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撒谎；其二则是地方政府部门鉴于周正龙的发现，给了他2万元的奖金。关于撒谎，且不脸红，就不多说了，我只想说说政府出面奖励周正龙，看似是政府出于好意奖励个人的独立发现和创造，其实是违背了更加重要的经济学规律。

常态下，即使周一个人辛苦拍来的虎照确有其事，我们也该按照版税权或者专利权的路径确保周的利益。周可以用他的名字为这幅照片命名，所有使用他照片的人，都必须付钱给他，由此，周甚至可以进入历史，怎么也轮不到政府部门出面奖励他。可以肯定的说，正是政府部门出来奖励周正龙，才使得一件并不起眼的假虎照事件，迅速成为了一个公共话题，诸多媒体揪住不放，最终导致政府认错，周哐啷入狱。

但在当下的中国，政府部门出面奖励发明创造却是一个惯例。

汉学家费维恺曾经仔细研究过清朝的专利问题，他发现一直到1906年，中国才有专利法。此前，中国人的专门发明和创造是不能得到商业化收入的，最多只能得到朝廷的奖赏，博得龙颜一笑。这种格局非常伤害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最明显的危害在于影响市场的分工。由于分工专业化不能在技术发明中加深，因而中国的很多专业技术发明都停留在胚胎阶段，不能形成大规模的商业化生产。沿着这样的事实，我们可以解释，进入近代史之后，素来智慧、勤劳的中国人为什么在思想建树、科学发明创造方面毫无成果的经济学原因。

法国也是一个热衷于政府站出来奖励科学发明创造的国家，并一直以此为荣。但审视今天的世界，我们似乎找不到几项新技术来自法兰西，历史悠久的法国成了欧美世界少数几个需要购买别人的专利来发展经济的国家之一。但英国就不一样了。按照Mokyr的记载，英国的专利法相对于法国的政府奖励科技制度的优越性，是英国工业化比法国走在前面的主要原因。Mokyr指出，有半数的新技术在英国甚至不是靠专利法保护，而是靠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的普通法来保护。在欧美和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私人企业自动注册，不需要政府批准。这种优美的自由企业制度确保了可以用私人企业的剩余收益权和剩余控制权对企业主的发明创造及企业家活动间接定价，可以使这种直接定价成本极高的活动卷入专业化和分工，从而且避免直接定价的高交易费用。因此，新技术，新创造、新发现和新的管理方法都能变成大规模的商业化生产。

一个与专利有关的问题，竟然可以带来如此丰富的经济学话题，这让那些没有常识的人们始料未及。相信很多中国人至今弄不懂自由企业制度和个人发明创造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在学理上懂得了其中的道理，但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却要死死守住陈旧的理论阵营和现实的利益阵营不放。政府力量尤其如此，他们习惯了对个人范围内的思想指手画脚，习惯了对市场层面的行为指手画脚，以为这才是政府存在的理由。殊不知，正是政府的越俎代庖抑制了个人的创造天性。久而久之，民众竟然形成了与政府一致的思维定势：当一个人发现了一种新鲜的事物，当一个人忽然有了新的创造发明，他们首先想到的，竟然是向政府汇报，向党传递喜讯。如果有更高级别的领导人在万众瞩目之下接见他，奖励他，他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心血，似乎就此可以得到最大的安慰了。

这真是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悲剧，带来的是多方利益的受损。比如现在的假虎照事件，如果不是政府利益作祟，相关部门就不会介入周正龙的个人发现行为；如果周正龙没有预先对政府奖金的期待，相信他也不会毫不脸红的制造假象。即使周天生就是一个喜欢发现，敢于创造的农民，那也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他的发现自有市场来检验，一旦政府参与，悲剧当然在所难免了。(某周刊独家约稿，不要转载)